第29章（第3页）

雯儿正欲回答，转念一想，觉得还是不告诉他为好，先套套他对父亲和时政的看法，如果他仍口出妄言再回去请父亲好好整治他。

于是白白眼，说：“不过是个小官，说出来苏大人也未必知道，我就不提了。”

苏轼见她不想说也不再问。

此时湖上堤边已泊着一艘画舫游舸，造型别致，门边窗畔纱幕随风而舞，内有琵琶清调逸出，婉约悦耳。

苏轼遂邀三人上船一叙。

进到舫中，只见桌上杯盏细点均已铺设停当，显是早有准备。

入座品茗，游舸启航，临窗可赏西湖碧水丽景。

庞荻却还记挂着苏轼刚才提起的科举改革之事，听他言下之意似乎颇有意见，便开口问道：“王相公改革科举制度，主要是针对以往弊病，改掉考试形式太死，范围太广，令人学而难精、学非所用的问题，去除以声病对偶定优劣的诗赋考试，专以对治国施政有用的经义、论、策取士。

苏大人为何觉得不好呢？”

苏轼道：“诗赋正是衡量一个人才华的重要尺度之一。

它有声病对偶等严格限制，要在这样的格律束缚下作出一篇辞义优美又有深度的诗赋不是件易事，一般庸才是作不好的。

简而言之，能作好诗赋的定是有才之士，而绝少有不会诗赋的人还可称为人才。

若除去诗赋，考试便容易许多，真正的人才也可能会无法凸显了。”

庞荻再问：“但做官治国并不需要诗赋辅助，让考生为应付科举而日夜钻研这些实际并不是必要的学问，一则浪费他们学习经义、论、策的时间，二则容易将他们引入玩物丧志的误区。

大人没想到这点么？”

其实她自己欣赏名士风骚，私下也觉得科举还是应该考诗赋，但不知为何，见苏轼公开反对便忍不住站到夫家这边与之辩论。

苏轼答道：“认为只考日后能用上的东西能让考生将精力多用以研究经义论策实为一大谬。

即便是他们熟读经义也难免沦入学问单一、思想过于局限的困境中。

真正的治国良才必然学识渊博，一个只学经义而不识诗赋之美的人与一个娴熟的治水工一样，是当不成宰相的。”

庞荻笑诘：“苏大人诗词文章天下人竞相传诵，有口皆碑。

欧阳修先生已与今年八月甲申过世了，苏大人更理所当然成为新任文坛领袖，故此极力强调诗赋之重要性，倒可以理解。”

苏轼哈哈大笑，道：“夫人将我想得狭隘至此？其实夫人只要想想从欧阳修、司马光到介甫公这些本朝重臣的诗词文章就知道我的观点是否有理了。

尤其是王介甫，当初他参加科举考试时就是因诗赋作得好，差点被仁宗皇帝钦点为状元，如今果然大展治国才华，功过虽要待后人评说，但无论他的变法最后成功与否，以后都会青史留名。”

雯儿听到这里眼睛一亮，问：“我……呃，王相公当初本来会是状元吗？怎么后来只得了第四名？”

这是一段王安石很少向人提及的往事。

此刻苏轼听雯儿问起便告诉了她们：“那是庆历二年的事。

当时王介甫从江宁前往汴梁应试。

介甫诗赋一鸣惊人。

本来考官们评定的前十名进士顺序是介甫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杨寘第四，但送给仁宗皇帝御览之时，皇上对其诗赋也颇为欣赏，独不喜赋中‘孺子其朋’一语，遂将他排名与杨寘互换，令介甫与状元之誉失之交臂。”

雯儿笑道：“如此说来，苏大人也很欣赏王相公的文采喽？”

苏轼点头道：“岂止是文采。

介甫为人清正廉洁，节义过人，举止洒脱，宠辱不惊，大有魏晋名士之风。

对他的品格为人，我也是十分敬重的。”

这回答令雯儿比较满意：“看来苏大人与令尊大人的看法大相径庭。

我还担心大人日后会惟令尊马首是瞻，写一篇《后辨奸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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